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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系列报道:“新型基建”引领“新型消费”的战略部署

2020-03-09 来源: 人民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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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刻,稳投资作为重要政策工具被凸显出来。“新型消费”已经摆在突出位置,而“新型基建”是适应“新型消费”的需要而催生的,可以预料,在2020夏秋之际出现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反弹。国有企业将成为这次“新型基建”的主力军,结构调整面临一次新的机遇。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会议上,稳投资作为重要政策工具被凸显出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必须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以新一轮基建规模稳定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受到瞩目。

这里,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是这段讲话的主题词。讲四个方面,一是 为什么要新的投资,扩大内需;二是哪些内需?消费内容,释放、壮大的任务;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当然强调了民间投资,是重视市场的因素。新型基本建设的三大任务,明确而具体,可以称之为“新型基建”。四是这次“新型基建”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是一个提醒句,意思是不能忽视民间投资。

“新型基建”是适应“新型消费”的需要。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投资与消费在经济运行中必须保持适度均衡,这是因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决定的。在资金总量总体稳定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增长受到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的增长最终通过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实现,投资需求提供消费需求的商品,没有消费需求支持,投资需求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将会大量浪费,无论单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还是单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都不可能持续,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要逐渐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就必须在这之前老老实实坚持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所打下的扎实基础或创造好一系列前提条件,就不可能逐渐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新型基建”是适应“新型消费”的必然选择。或言之,是“新型消费”促进新型投资。
正是在对“新型消费”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便对会议提出的三大“新型基建”任务有了清晰的理解。
二、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是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属于急需,也包括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是长期消费。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举措,可以尽快把经济恢复起来,而且疫情反映了我们存在的短板,补短板是比较明确的投资方向。疫情暴露出我们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设施、应急能力建设、物资储备体系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短板就是下一步投资增长潜力所在,就是发展空间所在。从各地透露的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来看,近期地方明显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比如,黑龙江日前紧急制定出台《关于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具体措施的通知》,把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物资储备体系、公共环境卫生等补短板项目纳入“百大项目”加以推进。
 我们应当理解,消费增长离不开供给侧发挥作用。现在,我们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否更好地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在高品质商品、知名品牌商品、高品质服务方面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供给侧要顺应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发展需求,顺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消费的内在潜力。“新型消费”是由新型供给决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决定“新型基建”“新型消费”的决定性因素。 
搞“新型基建” ,“四万亿”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有观点把“新基建”和“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等混淆,表明这种思想认识 需要理清。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强力刺激让我国经济从次贷危机的低谷中明显复苏。但这轮强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及资产价格上涨等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因而导致了舆论对刺激政策态度的转向,并在一定程度束缚了后来政策的手脚。
为了做好当前的稳增长工作,有必要对四万亿做出客观评价,找出其成功和不足,并在当前政策推进中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有人因为四万亿带来的种种副作用而诟病稳增长政策。更有甚者,竟然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全数归咎于四万亿。这些都是不公允的。我国经济在四万亿的带动下,有效对冲了次贷危机的冲击,实现了稳定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而过去两年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的现实也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没有稳增长政策托底,我国各种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转型将成为一句空话。
第一,“新型基建”需要持续稳定发力,急放与急收都会加大经济波动。2008年末,四万亿的强力推出很快改善了各方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扶持之下,不少企业不仅重新开工,而且还投资扩产。但2010年四万亿的快速退出让之前的乐观预期落空,不少在建产能还未投产就已过剩。而货币政策的迅速收紧更令企业雪上加霜。这种强力刺激政策的快放快收紊乱了市场预期,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难度,人为增大了经济的波动。有鉴于此,当前“新型基建” 政策需要保持稳定发力态势,既不要一时用力过猛,也不能因为经济短期复苏就急忙撤出。这样方能给各方稳定预期,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
第三,“新型基建” 需要更多依靠财政政策来进行,以避免货币过快投放产生副作用。四万亿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主角。当时,决策者希望通过海量货币信贷来促使企业投资扩产。这种不问实体经济有无投资机会就撒钱的方式,造成了资金大量向虚拟经济漏出,推高了通胀和资产价格。有了这个教训,当前的“新型基建”政策就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这种不带来货币总量扩张、又能更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方法来进行,以避免货币过快增长产生的诸多副作用。
我们要看到投资的两面性。中国过去几十年,是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便不可能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也不可能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正因为投资的拉动,才有外资 涌入中国,从而形成强大的全球产业链,形成全球互联网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中美争霸局面。投资不必否认,则是投资的节奏、效果与质量的提高。
一是“新型基建”有新的市场需求。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经济撑起了一片天,从远程办公到在线课堂,从线上消费平台到无人商店,从无人机扫码到使命必达的物流战场,从智能护理、送药机器人到远程医疗……新产业新模式缓解了疫情的影响,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支撑。这些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一头连着巨大投资与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三是“新型基建”有新的节奏。上面说的34万亿看起来很多,但多数是未来几年的累计投资,不是一年的投资总规模。而当初的4万亿,则是计划外的投资。这一次的基建投资,多数都在各地的投资计划之内,不过在疫情影响之下有所加强,一些地方加快了推进速度,一些投资项目为提前到2020年开工。
五、“新型基建”会有新的政策手段。会议指出,“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是说的政策。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要用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来检验“新型基建”。
要重视市场的主体力量。投资与消费比例过高,并非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而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有消费不足而导致的被动因素,也有政府基于激励的主动因素。这一模式从短期看,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幅度与频率,从长期看,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追逐会消弱长期增长的基础,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及对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因素的忽视,如市场机制、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而这些因素正是一国经济结构转型及长期增长的源泉所在。因此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这次应该是市场和政府合力的结果。政府以开放的心态允许市场在更大的空间里试错,民间投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若非那么多的资本前赴后继寻求风口,中国大概不会拥有体量庞大且仍在快速扩张的互联网经济,不会将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发挥到极致。市场和企业将面对更多未知,这不是熟悉的配方和味道,需要大胆创新和不断试错。市场会在这样的投资中承担更多,也只有市场才能把这样的投资做好。政府要做的是退后一步,创造条件让市场放手去做。
要有新的政策配套。过去“四万亿”投资伴随着货币的空前宽松,刺激是全方位的,而这一次货币政策仍旧相对谨慎。无论是货币宽松力度还是信贷宽松力度,均非当年可比。但是,要看到企业面临的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抵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效果。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新的政策配套,不光在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方面,减税仍然是重要政策。
要以新型消费的标准来检验投资。消费才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关键”。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拉动消费方面下更多的功夫。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看重投资,我国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实际上,投资在经济战疫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期。不能刺激消费,这样的投资会带来失败,这是新型基建要时刻关注的。“新型基建”搞得对不对、好不好,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作者:长江商学院大企业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 李锦      责编:蒋林君